从“讲故事”到“秀价值”，ESG信息披露企业准备好了吗？本报记者专访商道融绿董事长郭沛源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深化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构建环境信用监管体系。近年来，包括环境信息在内的非财务信息披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在相关部门的积极引导下，国内企业在ESG（环境、社会、治理）信息披露方面获得了长足进步。近年来，财政部、生态环境部、中国人民银行、国资委及国内各大证券交易所等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和披露指引，推动ESG信息披露的规范和发展。国内企业如何看待ESG信息披露？如何才能更好地做好这项工作？围绕相关话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商道融绿董事长、中国责任投资论坛理事长郭沛源。

郭沛源，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2005年创办商道咨询，曾任总经理，现任首席专家。商道咨询专注企业社会责任与ESG领域，多年来服务了数百家国内外知名企业。郭沛源在2015年发起商道融绿，任董事长至今。商道融绿专注ESG评级和数据服务、绿色债券第三方评估服务，是目前唯一一家在彭博数据终端展示评级数据的中资ESG评级机构，也是中国首家获得气候债券倡议组织授权的绿债认证机构。郭沛源博士担任多个社会职务，是中国责任投资论坛（China SIF）理事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上市公司协会ESG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证券业协会绿色发展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责任投资（ESG）专委会专家顾问、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UNEP FI）中国顾问。

中国环境报：提到环境信息披露，还经常提到另外两个词：CSR和ESG，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郭沛源：CSR是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简称，指的是企业在其经营活动中承担的社会责任，包括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员工、客户、供应商和社区的责任。ESG是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的简称，涵盖了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表现，包括企业对气候变化、资源管理、人权、工作条件、社会公平、公司治理等问题的态度和行动。

CSR和ESG到底有什么不同？可简单归结为一句话：渊源不同，但殊途同归。CSR主要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反血汗工厂运动，导致纺织服装、电子产品等行业的企业在选择供应商时，考察其社会责任表现。ESG的发展起源并不来源于供应链，而是来自于伦理投资或社会责任投资，也就是早期欧美的一些资本在投资时会把伦理因素、环境因素等非财务因素纳入其中，比如不投资博彩行业、不投资污染企业等，最近20年发展成为ESG投资。所以，CSR和ESG最主要的区别是来源不同，但如今两者有点殊途同归了，有很多共通的地方，譬如都强调经济、社会、环境的三重底线原则。因此，我们既要看到二者的不同，也要理解相同之处。

信息披露是ESG的基础设施。因为信息披露影响ESG的数据质量，而数据质量会对ESG评价体系构建、ESG评价结果产生影响，从而影响ESG投资决策。缺乏信息，市场就无法判断哪家公司做得好、哪家公司做得不好。

中国环境报：为了推动ESG信息披露工作，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国资委等多个部门都曾出台政策措施，这些措施的着力点有什么不同？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郭沛源：近年来，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可持续发展与责任投资理念在国内外飞速发展。2023年6月26日，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发布两项可持续信息披露准则，为企业可持续和气候相关信息的披露提供了一致性的基础框架，成为标志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里程碑事件。

我国的ESG发展也已驶入快车道，政府各监管部门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不断推动企业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参与和实践。2023年以来，生态环境部涉碳相关政策密集发布，主要聚焦碳中和标准体系建设、碳数据计量与核算以及碳市场建设运行，推进气候转型的深入。2023年8月，国资委办公厅向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下发《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专项报告编制研究》课题成果，包含《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专项报告参考指标体系》和《央企控股上市公司 ESG 专项报告参考模板》，推动加快建立统一的ESG信息披露标准，助力构建中国特色ESG体系。

2024年4月12日，在证监会统一部署下，上海、深圳、北京证券交易所同时发布《上市公司自律/持续监管指引——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以下简称《指引》），要求规定的指数样本公司和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应当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或《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报告》。由此，中国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将更加规范与统一。

5月27日，财政部发布《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为中国企业提升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明确了方向，也为 ISSB国际准则在中国的落地应用打下基础。

中国环境报：您如何评价ESG信息披露工作在国内的发展情况？国内企业在这方面，近几年有哪些变化？

郭沛源：我们连续十多年开展国内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的统计研究发现，我国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及ESG报告披露数量逐年上升，但缺乏统一的规范指引，报告质量良莠不齐。

目前，国内企业进行ESG信息披露时，报告名称包括ESG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等。根据我们的统计，截至今年5月1日，沪、深、北三市A股上市公司共计5362家，截至今年6月10日，共有2090家上市公司发布报告，较上年增长376家，发布报告的公司数量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数量的38.9%。尤其沪深交易所的ESG信息披露发展势头良好，这离不开监管机构、交易所的推动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引领。随着《指引》的正式实施，未来ESG报告发布数量还有较大增长空间。

我们也发现，不同行业对于ESG信息披露有着不同的认知和态度，重点披露议题也因行业特点而有所不同。A股上市公司中，金融业、公用事业和能源行业的报告发布率较高。

中国环境报：您在研究报告中提出，近年A股以《社会责任报告》命名的报告数量加速下降，以ESG命名的报告比例明显上升，这是什么原因？二者有什么区别？

郭沛源：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努力，但较多侧重公益、慈善等方面的内容，多是定性描述，主要为了彰显品牌和形象，较少进行绩效信息比较和分析。而标准化、结构化、数量化的ESG信息披露主要是面向资本市场的，能够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分析需求，对与公司经营密切相关的内容进行量化，提供更准确、全面的可持续发展信息，也有助于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地实施。

我认为，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可持续信息披露会逐步脱离原来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讲故事、做品牌”的逻辑，而更多地向“讲管理、秀价值”的逻辑靠拢，定量信息的重要性也逐步提升。在这种趋势下，企业应当建立健全与可持续信息披露相关的数据收集、验证、分析、利用和报告等系统。

4月29日，证监会上市司相关负责人在参加中关村论坛“ESG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平行论坛时表示，证监会将持续评估《指引》）的适应性，在加强规范中推动发展。证监会上市司相关负责人指出，《指引》是上市公司可持续信息披露的“考纲”，不是课外阅读材料。既然是“考纲”，那就必然要接受“监考”，防止作弊、“漂绿”。对于多数上市公司而言，可持续发展报告并不是强制披露的，但不代表可以随意披露。公司不能将公告作为“广告”，把ESG披露作为品牌营销的手段，借由ESG的“外衣”过度包装，提供不准确的信息误导投资者。

中国环境报：现在，国内企业如何看待环境信息披露工作？

郭沛源：国内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工作的推进，应该说是“胡萝卜+大棒”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推动强制披露的同时，鼓励企业自愿披露。

实际上，包括环境信息披露在内的ESG信息披露，不是写出一份报告就可以，企业应该在披露过程中发现自身管理存在的问题，实现以报告促管理。虽然国内企业在这方面有了较大进步，但距离理想状态还有一定距离。主要原因在于，现在很多企业进行ESG信息披露还是被动应对为主，抱着“交作业”的应付心态，而不是真正的认同。

近年来，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愈发重视董事会对于公司ESG事宜的监管。从企业内部视角而言，董事会负责管理公司的ESG管理事宜，对ESG管理工作的高效决策、自上而下开展 ESG 工作有着较大推动作用。在董事会的推动下，ESG管理工作能更好地融入各部门的日常工作中，有助于公司防范ESG风险，实现自身稳健发展。

中国环境报：对于企业来说，怎样才能做好这项信息披露工作？

郭沛源：当前，很多企业的ESG信息散落企业各部门，以手工收集为主，缺少规范的数据标准格式，不同时期的ESG数据缺乏可比性，远未实现 ESG 管理的数字化、信息化。 因此，企业应建立自上而下的标准化ESG数据管理体系，应用信息化平台实现公司多个事业部、子公司ESG数据的一体化管理，从而为下阶段的量化分析、目标化管理打下基础。但是，ESG数据的管理是一个渐进过程，企业要谨防一次投入高枕无忧的求大求全心态。

同时，企业也应正视ESG咨询机构的作用。从全球ESG表现优秀的企业案例来看，在其ESG绩效成长的过程中，优秀企业是将咨询机构作为“教练”和“陪跑”以获得管理工具和方法，而不是作为出租车直达目的地。

另外，相关部门为了规范信息披露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标准、规则、指引等。这些要求在原则上是不冲突的，但我认为相关部门在措施制定过程中还是要关注协同性问题。对于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来说，编制ESG报告要遵循“1+N”的策略，就是要遵循所在交易所的要求，同时兼顾其他有关的监管要求。